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但他们与共同拥有的那个故事，被摄影师高源记录下来。
灰色马甲、橘红色裤子、头上一顶鸭舌帽，身背一台数码相机，身高超过一米八的高源戴着墨镜，站在广场西侧，环视四周。55岁的他是北京西城照相馆的照相师傅，从1979年开始，就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上，为游客照相。
近40年来，高源拍了六十多万张照片，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照片里永远不变的，其实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广场的栏杆颜色变了，地砖的材质变了，华表的位置也变了。而那些站在广场上的人们，衣服不再只有“绿白灰”，拍照的姿势也不再只是呆板地站在一个地方了。
1979年10月，17岁的高源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服务公司成立的“南长街照相服务部”，负责给游客拍照。照相馆不到30人，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那时的南侧还有一片松树，广场上没有栅栏，“像个小花园似的”。长安街上，几辆机动车点缀在宽阔的马路上，国旗和城楼中间是一条宽阔的人行道，车少，基本没什么交通事故。那时，全北京的机动车仅有8.9万辆，公交车是北京城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广场的地面铺的是水泥砖，缝隙很大，长着杂草，从城楼向下俯视广场，就像围棋一般，一块一块的正方格子。”高源回忆。
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高源跟着老师傅学起拍照。当时的照相馆属于国营，照相师干两天歇一天，从升旗开始上班，降旗之后下班，有室外补助，工资按照技术等级发放。
因为是固定工资，迟到早退的现象很常见，但来拍照的人流量很大，照相馆的收益十分好。
彼时，前来照相的人依旧身着传统的“绿白灰”——军人是绿色军装，国家工作人员一身灰色中山装，农民则穿着白色汗衫。
一张照片4毛钱，游客排成50米长的两列队伍等候，“当时，人家来北京，不光家里嘱咐、同事街坊也嘱咐一定要到照张相。”立等可取的宝丽来照片6毛钱一张，因为价格略贵，只排了一列队伍。
和合影还有严格规定：顾客的脑袋不能高过城楼上毛主席头像附近的那条白线，“讲究着呢”。
那时的人们也对充满敬畏。有一次，一个男人站在前，看着城楼上的主席照片。
高源理解他的心情，“当时的人不是我随意照张相，跟现在旅游似的，现在高楼大厦也多了，看到也不觉得宏伟了。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太阳是从升起的。当时画的画都是后面一个红太阳。”
每年，全国表来北京开会，报社都会招呼高源和其他摄影师傅到为代表和领导拍照。因为照相机老旧，容易把照片拍花。照相馆一般会准备两台照相机，拍两次，确保照片不出错。
不要出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条行事准则。高源记得，有位地方官员曾请他到故宫内拍照，高源爽快地答应，拍了三卷胶卷，回去后本想跟领导邀功，结果被训了一顿：“宁可不拍，也不要出错。”
后来，再遇到要给领导拍照这样的政治任务，年轻的高源想了个变通的办法，“我给你介绍个手艺好的老师傅”，然后把他们热情地介绍到旁边中国照相馆的摊位。“反正中国照相馆大，如果出了错他们先顶着。”
1980年，彩色冲印技术引进中国。长春一家照相馆从日本买了冲洗彩色照片的设备，洗一张彩色照片6毛钱。“我们每天用旅行袋装着上百个胶卷，送到北京的列车员手中，长春那边有人接，他们洗出来彩色照片再送到列车员手中，我们再去火车站接。”高源回忆。
原本一个星期就能寄到顾客手中的照片，因此就需要花费一个月。半年之后，新华社也有了彩色设备，火车之旅才终止。后来，西城区照相馆也买了5台设备，五台照相机分别坐落在四个角落和中间，拍照的人群排起长龙，
在高源的记忆中，那时很多机关、国企职工，组团来拍照。“每到五一、十一，广场上人山人海，照相机四周全是人，怎么拍都是合影。”
有一年的十一假期，高源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时，还保持着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状态。那天，他一个人就拍了700多张照片。
因为拍照人数众多，时间紧张，照相师傅往往把焦距定格在一个点上，顾客只要站在特定位置上不动，就能迅速拍出照片，但动作都是一个样子，正面、全身，表情呆板。
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前来拍照的人不再只有“绿白灰”，大哥大、BB机慢慢的出现在广场上。北京的机动车辆已超越了50万辆，“黄色面的”开始满布北京。
随着物价上涨，照片的价格变成了10元一组，一组4张。前的照相馆已不再是国企的天下，各种私营照相馆在此寻找生意，拍照的门槛慢慢的变低。
明星偶尔会出现，张国荣、赵薇等人都曾在前留影。“我给成龙、周润发拍过照片，当时可不像现在，一个明星一群人保护着，进不到跟前。”高源说。
和明星一起来的还有沙尘暴。“当时，一年5、6次沙尘暴，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戴口罩显得娇气，每次拍完照回到家能洗出半盆沙子。”即使沙尘暴来临，也会有人到游玩、拍照，高源必须在那里守着。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5月举行的追悼会，“之前就没见过那么多车，当时整个广场都成停车场了。”
此后，他在前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申奥成功后，大学生们来和电子倒计时器合影。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的那个夜晚，一大群激动的球迷跑到广场，要求升国旗。
每年9月初，都要粉刷一次，“以前都是搭木头架子，用滚子刷，一次要用一个月左右，现在都是钢架子，漆也用喷的，半个月就能完事。”
1999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地砖进行整体铺装改造，往日的围棋水泥砖早已不见踪影，变成了大理石。随后，广场周围的栅栏，也逐渐由银白色变为如今的金黄色。
2003年之后，西城照相馆进行了股份制改革，高源和其他职工成为西城区照相馆的股东。
“每个月向照相馆交一定的钱，之后挣的钱都是自己的。改革之后，职工就没有迟到早退的了。”
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照相馆的生意逐年减少，高源现在一天能拍三四十张。“我们最早的时候有6个摊位，现在压缩到一个。但是每个人拍照的质量却提高了，他会拍10元一张的照片，一次拍很多张。”
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让见证他们长达五十年的爱情。
一个小女孩，来北京参加比赛得了奖，穿着纱裙，捧着红色奖状在前留影。
一个整天徘徊在附近的流浪汉，有一天突然推着自行车，要跟拍照，两张照片一共20元，流浪汉只有不到8元，钱很脏，还都是硬币。高源并不知道他为何需要拍、拍完照片给谁看。第二年，流浪汉又来了，还是拍了两张，这一次，高源没有收钱。
还有很多从前不也许会出现的拍照姿势和服装：一个男生戴着马头，两个女孩穿着古装，一个小男孩摆出了街舞中的“地板动作”的动作……社会的宽容度慢慢的升高了，“只要顾客满意，想怎么照就怎么照。”高源说。
这些年，高源手里拥有数千余张游客的留念照，由于地址写错无法寄到、着急跟旅行团走等原因，一直无人领取。高源曾通过微博，媒体寻找过照片的主人，但只有不到10人回应。最终，他决定把这些年积攒的几万张照片与游客遗失的数千张照片，全部捐赠给主题博物馆。“放到我这里也没用，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能体会到照片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