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的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1957年10月9日，在中国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在这次会上要求大家要“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的又红又专。”由于认定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矛盾，在思想上设置的对立面就是“红”与“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促进派与促退派，冒进派与保守派,上游与中游、下游，以及所谓“中间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而这些划分以及“大红”、“白的”、“灰色”和“桃红色”的表述正是随后的“红旗”、“白旗”以及“黄旗”、“灰旗”等分类的开始。
1958年3月3日，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这就以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了树立旗帜的问题。
接着，在成都会议上一开始就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技术革新正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陶铸发言时,有一个插话：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这是最早明确表述“插旗子”的问题。
5月8日下午,在中国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明白准确地提出，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3日下午再次强调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插旗、拔旗”的思想是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也是同红与专对立统一关系思想一脉相承的。
中国八届五中全会于5月25日召开，这次会议决定主办《红旗》杂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6月1日《红旗》创刊号刊登发刊词: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并指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若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经过宣传，全国各地在认真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迅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各地贯彻落实异常迅速。在《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创刊号社论发表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于6月2日召开跃进大会，提出把资产阶级的灰旗、白旗拔掉，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社会科学的各个工作岗位。同日,首都青年召开誓师贯彻总路线大会，提出“人人敢创造，个个插红旗”。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精神，部署落实任务，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努力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各地基层在插红旗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仅河北阜平一个县在6月份就插了1110面红旗。
8月17日至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这次会议是中国发动、领导“”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会议决定，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和教育运动，大搞群众运动。会议要求，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一定要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涉及领域十分普遍。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为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
在农业领域，各地提出要坚决破除“条件论”和“习惯论”,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地插起来。在具体工作中,“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方法旧的耕作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这样就把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打成白旗。
在工业领域，中央工业书记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要求，一定要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在全军范围内特别是在军事院校普遍搞起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派人士中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青年界、妇女界则要求要敢于插红旗，打破妇女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观念，在一切工作上插无产阶级思想红旗，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白旗。
文化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说过: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通过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作“白旗”拔掉。
在史学领域，因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而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文艺战线也要，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在电影艺术界，1957年一些“”艺术家所拍摄或主演的电影已经遭到禁映。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大批电影被点了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洞箫横吹》，理由是诬蔑了党的农村政策，从而造成了电影艺术界的一派萧条景象。
被拔掉的“白旗”分子各自遭遇也大不相同。其中有的是早已被错划为“分子”的知识分子,如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秦兆阳在1957年就被打成“大”,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对秦的批判再度升格,成为全国性的批判斗争对象。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分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有的则是在“反右”时未“落网”的知识分子,如从美国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并在朝鲜战争中荣立大功一次。这次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在此后整整20年内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1958年6月30日参加了《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当时讨论题目是“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否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员应该有咋样的志愿。这样调子经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
1958年,在听取康生、、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份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场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有些甚至把全体工作人员分为红旗、黄旗、白旗三类，人人挂臂章。还有的把所谓“甘居中游”的人一律说成是“灰旗”,统统拔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决定给批判处理错了的人甄别。4月2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别。”随后，对在“插红插、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以江苏省为例，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或部分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
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报告中指出: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慢慢地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昨天陈毅同志说，中央对这一提法没有责任，是下边搞的。我要给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记了。昨天文教办公室的张际春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中央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说得很生硬,可以作几种解释。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有时候对一种估计或者一种情况，随便一说，文字上没注意，就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们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
这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仅在行动上给与予，而且在思想的得到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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