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乡居民征迁不同，工业公司生产有其特殊性和周期性，征迁不宜操之过急。尤其在当前中央反复强调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下，稳企业就是稳就业、稳社会大局。
义乌是一座以小见大的城市。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义乌，一个叫小商品市场。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背后，当地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形成义乌市场独特的业态优势。
今年6月，距义乌小商品市场4公里的荷叶塘工业功能区（以下简称荷叶塘园区），传出被列为城市有机更新区块的消息，当地众多中小企业主焦虑不安，担心土地和厂房被征迁……
“现在是摸底调查，市里还没决定拆不拆，企业不用太紧张，该买设备买设备、该生产生产。”荷叶塘园区所属的福田街道党工委书记盛庆生说，最近3个月他一直这样安抚他们。
与基层官员的从容淡定不同，更多宗地企业主则忧心忡忡。园区征迁的决策是否科学？企业主的吁求是不是合乎法律有理？800多家园区中小企业将何去何从……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已经两个月没睡上安稳觉了。”义乌市南吉针织有限公司CEO吴勤说，6月21日，突然传出荷叶塘园区征迁的消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无心生产了。
紧接着，街道干部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愿意搬迁。有着20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吴勤，一时间束手无策。他不无懊恼地说，“去年我买第二块地时，政府还说不会征用呢……”
“新设备还没安装，工厂就要搬迁，真好比是晴天霹雳！”公司总经理方有成苦笑着说，“现在睡前醒后想的全是这个事，搞得最近连员工每天都得看过老板脸色才安心”。
一心想把事业做大的福建人陈钰，在义乌打拼了16年，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厂房。今年6月17日，这位外贸公司负责人终于如愿以偿——在荷叶塘园区投资2300万元，购买了4.9亩土地和4400平方米厂房。
4天后，听说园区拆迁的消息，一脸惊愕的陈钰仍半信半疑。直到7月8日，社区干部登门动员征迁，他才开始恐慌起来——把刚买来的机器设备，一股脑地运往深圳厂区……
义乌毛纺厂老板郑定来的“有机更新”经历，回忆起来更曲折。去年8月，他在新凉亭工业区的7亩土地和1.2万平方米厂房，刚被后宅街道“有机更新”征收拆掉了。
“好不容易在荷叶塘安了‘新家’，谁知刚生产两三个月，又要搞有机更新。我都不知道还往哪里搬，现在哪个地方都可能会被有机更新。”63岁的郑定来向记者诉苦，由于接二连三摊上这种事儿，老伴竟患上抑郁症，现在每天要吃20多粒药。
7月16日，荷叶塘园区100多名宗地企业主，来到福田街道有机更新指挥部，以按红手印等方式表达反对征迁的诉求，吁请政府保留这个小商品市场的重要货源地。
据盛庆生介绍，荷叶塘园区占地1166亩，共有工业宗地152宗，涉及企业836家，员工1.8万人；除152家宗地中小企业外，承租企业684家，2019年规上工业总产值9.81亿元。
义乌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贾文红和记者说，近年来，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品质提升，很多产品都在金华、温州、宁波及广东等地生产，但义乌制造仍占小商品市场的四分之一。
7月5日，《义乌市城市大提升行动方案》出台，明白准确地提出“加快主城区15个区块有机更新”，要求“福田荷叶塘工业功能区区块12月底前完成收购”。
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主任吴璀正证实，国贸大道西侧的荷叶塘园区已纳入全市第二轮有机更新范畴，但摸底调查、征收评估等具体工作，由福田街道负责组织实施。
9月7日，在福田街道办事处三楼。盛庆生指着办公室墙上的街道区域规划图说：“荷叶塘园区和周边的7个村，这次规划要一起改掉。更新后引进什么产业，目前还没有定论。”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选择这里搞有机更新，一是园区企业规模小，亩产效益低；二是厂房出租率高，工业用地不姓“工”现象突出；还有所谓环境脏乱差问题，主要是针对国贸大道东侧的农村居住区。
记者在荷叶塘园区走访看到，除个别施工路段外，园区马路宽敞、绿道成荫，沿街的厂房规整，生产秩序井然。当地人回忆，这些工厂多兴建于2005年前后，设施设备还比较新。
贾文红向记者透露，荷叶塘区块有机更新方案尚待论证，除引进北京中关村科技型企业外，前期招商还有智慧仓储等方案。“园区好企业还要想办法安置。”这位女市长快人快语。
尽管对园区征迁与否的追问，当地官员多含糊其词，但悄然推进的征迁准备工作，足以令这些中小企业主提心吊胆。
义乌市水晶之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龙反映，由于园区路灯不亮，有人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市政部门却答复：荷叶塘园区纳入征迁范围，路灯不予维修。
事实上，福田街道同样被园区征迁的消息打了一闷棍。2019年12月底，这个街道投资1597万元的园区市政设施改造工程分段开标，目前工程已全部停工。据施工方透露，工程进度刚好过半，建设方提出按实际工作量结算。
“街道先投入37万元，恢复路灯照明。”盛庆生解释说，今年整个园区市政设施建设工程预算8000多万元，已完成2000万元；6月份接到征迁消息后，立即要求这些项目全部停工。
这个“后知后觉”的说法，足以解开企业主此前“不可能前脚修马路后脚再拆园区”的疑团：如果应当预见或具有支配可能性，人为造成逾千万元损失的“烂尾工程”，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宗地企业的信息更不对称。“有的企业主心里没底，要求安置后才同意拆。”盛庆生坦承，“街道没有能力安置他们”。
“我们土地和厂房还有30多年有效期，不能说没就没了吧？”义乌市青橙子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海华说，来企业走访的街道干部只问拆迁意愿，却不提征迁方案和安置措施。
然而，在《2020年福田街道荷叶塘工业功能区有机更新工作方案》中，“12月底前有机更新签约全部完成”“明年3月底前所有房屋腾空”等“攻坚计划”赫然在列。
“目前，街道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做征迁工作。我们提醒企业不要有侥幸心理，政府一旦下决心就必须拆，不可能再建工业区了。”街道一名参与园区征迁工作的官员说。
一些宗地企业主反映，为推进征迁工作，由街道、公安、税务、安监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对土地产权和社会关系做全面调查，这给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希望政府部门信息明确，别老吊着我们，搞突然袭击。”他们对所谓“先放风施压，后放水分流”的“策略”非常反感。
对于“街道经过三轮调查，有40%企业不同意征迁”的说法，这些宗地企业主并不认可：“上次光按红手印反对的都超过65%！”有“知情人”爆料，反对拆迁的宗地企业共123户。
9月23日，记者再度向盛庆生求证同意拆迁的公司数时，他不置可否地说：“拆迁决策和征收价格都没出来，企业可能还会变，现在我也不敢说了。”
据当地官方初步调查，目前园区宗地企业自用的26家，部分用于出租的78家；完全用于出租的48家，租金合计约1.94亿元。他们都以为最大的阻力来自出租厂房的宗地企业。
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主，在承诺不透露其身份情况下，他才澄清自己是被迫同意的。
“荷叶塘不少宗地企业虽然厂房出租，但绝大部分出租企业都从事工业生产，只有极个别为方便工人生活，将工业用地做商超、餐饮等。”他说自己同意的前提，是补偿价格要合理。
在福田街道陈协斌副主任等人带领下，记者又走访了两家“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今年63岁的龚辉潮，从16岁开始鸡毛换糖摆地摊，创办了义乌市顺辉拉链织造有限公司。近十来年，他在荷叶塘的厂房全部出租，一年租金收入200万元。
“如果能引进更好的企业，评估价格高一点，我们愿意为义乌发展做奉献”。龚辉潮向记者坦言，自己在稠江街道还有50亩土地和厂房，现在一半生产拉链，一半仍在出租。
几年前，从玩具生产转行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王圣来，将玩具厂以130万元/年价格出租，在远郊租用70亩土地生产水泥砖。“征收价格随大流，相信政府不会亏待我。”他说。
对于工业用地要姓“工”，王圣来淡然回应一句，“我玩具不做了，厂房空着也不现实”，便再无下话，只顾低头泡茶了。
据福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方国栋统计，荷叶塘园区共有生产类企业458家、仓储类企业198家、电商类企业180家，多数企业仍以工业为主，并在小商品市场设有摊位。
“他们再晚来一刻钟，900万元设备合同就签了！”7月8日，约好上海设备厂商签合同的王海龙，却迎来街道征迁动员工作组。
王海龙不同意拆迁，但也不敢采购设备了。他提出搬迁至少需要2年时间，对方称，明年3月底前全部拆完，劝他早点外出找厂房。他忍不住回应一句：“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街道干部警告我不要乱讲话，说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叫我们早做准备。”王海龙回忆道。
据了解，由于义乌市目前多个镇街工业区都在征迁，且采取货币安置为主，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搬迁，土地急剧升值、厂房租金一涨再涨。方有成举例说，最近一宗10亩工业用地7600万元成交，加上各种税费，价格比他四个月前竞拍同等面积土地高出一倍还多。
虽然心里极不情愿，最近仍在四处找厂房的王海龙，感觉越找越灰心——“以前每平方米月租才八九块钱的厂房，现在价格翻了两三倍，可还找不到过渡的厂房。”
最近两个月，吴勤几次跑出去找地，却没找到合适的。这家年产值1.5亿元的外贸企业，重新建厂需要按海外客户标准装修，客户还要进行验厂，这些都需要充裕的过渡时间。
浙江雪芙蓉化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昆盛担心，化妆品企业异地建厂，重新审查至少一年时间，客户、订单和员工都会流失。“现在已经不是搬不搬的问题，实在是无处可去！”他说。
除了找地难、房租贵，货币化安置形成的税收负担，也让他们感觉“哑巴吃黄连”。去年9月，郑定来投资3800万元，购得10亩土地和8000平方米厂房，现在连一半面积都买不到。
“即使现在完全按市场行情报价征收，增值部分需要补交25%的企业所得税和25%的增值税，再买地时这个窟窿谁给补？”亲历过拆迁的郑定来认为，与同比例土地安置相比，这笔征迁损失账谁都会算。
一些中小企业主呼吁，中小企业是义乌发展的根本，小商品市场之所以复制不了，恰恰在于几十年积累而成的产业生态。也有人质疑，招商引资不应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如果义乌中关村能搞成，搞个义乌华尔街岂不更好？
“园区征迁要有一个滚动的办法，比如柳青工业园区，两年前我们就把好的企业安置了。”贾文红坦言，企业搬迁不同于个人搬家，往往都涉及设备、仓库等问题，政府要建标准厂房给企业过渡。
事实上，这种以“土地提效、产业提质、城市提能”为名的工业用地有机更新，远不止于荷叶塘园区。近两年来，义亭、苏溪、北苑和后宅等镇街的多个工业园区，都已纳入有机更新范畴。
2018年5月，义乌市率先在浙江省推行工业公司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完善工业公司“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低效工业用地的再利用或二次开发。
他们在企业已分为ABCD四类，实行差别化管理和要素配给的基础上，对新增工业用地亩均税收未达到约定标准50%的、连续两年被评为D类或连续三年被评为C类企业的，均有权解除土地出让合同。
“现在宗地企业压力大，就像孩子考成绩一样。”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曹耿介绍，今年全市亩均税标准已由去年的1万元/亩提高到3万元/亩，远高于过去每年10%至15%的增长速度。
按照规划，义乌市将利用3年时间，完成2万亩以上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占全市工业用地总面积的一半，意味着还将有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有机更新等“生死大考”。
以荷叶塘园区为例，2019年，宗地企业A类3家、B1类16家、B2类61家，C类和D类各35家和19家，纳税总额1.09亿元；园区3亩以上宗地的亩均税收10.34万元，略低于全市10.6万元/亩的标准。
图为荷叶塘园区正在建设中的义乌復元第一医院，占地约80亩，总投资约12亿元，自2017年10月开工建设，将于2020年10月开业。本报记者李平摄
然而，即使像亩均税收超过72万元/亩的纳税大户——南吉针织，依然缺乏安全感。公司CEO吴勤坦言，产业环境离不开配套企业，这几年最大的困扰就是有机更新，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荷叶塘园区自辟建以来，共发生62宗土地交易，仅近三年来宗地交易就有21宗，表明土地市场更新速度加快。
按照义乌“用地15亩以上的规下企业，不得列入B类以上等级”的规定，占地面积近20亩的义乌市叶之茂食品有限公司，今年5月被直接从B类企业降为C类，后者明确为不予安排新增工业用地的企业类别。
前不久，此公司创始人叶南东向来调研的市领导请求，征迁时给5亩用地指标也行。“按照我去年交税160万元计算，马上就能变回B类企业了。”他愁容满面地说。
小龙人袜业去年也被从A类企业降为B1类。总经理方有成说：“我们1个亿的销售额，研发投入220万元，没达到2.7%的比例，虽然纳税700万元，只能下降一等。”
对于“亩均论英雄”评价机制中出现的“一刀切”现象，义乌市江苏商会会长季子林有自己的看法：“企业经营有好有坏，行业利润有高有低，而每年按10%至15%增加亩均税收依据何在？对公司制作要素行政化干预是否合法？”
记者在园区走访时感到，这些历经商海沉浮的中小企业主，既有对园区拆迁自身利益的关切，也充满对义乌未来发展的担忧。他们都以为，有机更新是一种生态多元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的更新。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目前，荷叶塘园区有机更新还没有启动，调研中会更多听取群众意见，义乌要当改革的模范生，但依法行政是底线，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还要敢于担当进取。
园区到底拆不拆？记者离开义乌时，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荷叶塘园区企业微信群里，以后日子怎么过、义乌的未来在哪里的讨论依旧。一些企业主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抗争到底，也有的企业主考虑去浦江、东阳等地……
记者在义乌市福田街道采访城市有机更新时，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条南北走向的国贸大道将荷叶塘地区一分为二，东侧1000多户村民家家盼着征迁，西侧100多家宗地企业主则集体反对征迁。
这项旨在“完善功能提升品质、保障权益让利于民”的有机更新政策，为何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记者仔细梳理发现，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政府各项新政策出台，总有一个被人接受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义乌有机更新也不例外。
距义乌国际商贸城仅4公里的荷叶塘地区，随着城乡空间急剧扩张，区位优势明显地增强，土地升值潜力空前。由于东、西区块原有规划功能、土地权属明显不同，城乡有机更新政策亦因此区别。
在国贸大道以东的溪前村和下西陶村，记者看到建设规划落后，老宅和新屋犬牙交错，虽经创建文明城市专项整治，环境脏乱差痕迹明显；村道最窄处仅两三米，若发生火灾连消防车都进不去。
今年88岁的下西陶村村民陶维礼，曾专程去邻村看过有机更新。他很羡慕亲戚家拆迁后盖的新房宽敞明亮，盼着自家老宅也能早日改造。除了环境整洁、出行方便等诸多好处，陶家人也很在意“原来房子一年租金3万元，有机更新后能涨到10多万元”的“红利”。
相形之下，西侧工业园区的众多宗地企业主，怎么算都感觉“吃亏”——企业生存发展暂且不论，还剩几十年土地厂房的产权期限，如果这么说没就没了，“保障权益让利于民”的原则如何体现，私有产权保护如何依法落实？
记者调查发现，同是6月下旬得到有机更新消息，但这里从村干部到村民，对安置政策和补偿方法都了如指掌，也能算计出征迁是否对自己有利。
溪前村村民黄克茂笑着对记者说：“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我们造房子没钱，钱不够还可以贷款。我今年70岁了，就惦记着住几天新房子。”
该村党支部书记黄克贵说，全村223户村民，拆迁后面积减少的只有七八户，村民们都盼着早日有机更新。
一些园区宗地企业主反映，街道工作组以摸底调查之名，行征迁动员之实，既不给企业缓冲时间，也不明确收购方案、确定收购价格及安置方式，搞得周边工业用地价格和厂房租金一涨再涨。
“现在园区人心惶惶，各种说法都有，外面企业不敢进来，里面企业不敢投资。”义乌江苏商会会长季自林说。
一些园区企业提出，从拿地盖厂房到有关部门，再到设备调试、采购商验厂等，一套程序全走下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与城乡居民征迁不同，工业公司生产有其特殊性和周期性，征迁不宜操之过急。尤其在当前中央反复强调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下，稳企业就是稳就业、稳社会大局。
相比政府提供土地安置村民自建房屋，大部分征迁企业没有土地安置指标，计划只给半年搬迁时间，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无论以农民自愿为前提的农村有机更新，还是征询被征收人意愿的旧城区改建，均需90%以上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同意率。义乌政府还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安置补偿方式，赋予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显而易见，义乌城区不再实施“土地安置”补偿方式的新政，对众多面临征迁的中小企业而言，“等价值补偿安置”原则将导致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厂房租金提高，进而推动企业成本攀升。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和记者说，义乌市场主体65万家，占浙江省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是小微企业。可见，中小企业是义乌发展的主力军，“小商品、大市场”是当地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不能光用单一的税收指标衡量中小企业，还应该要考虑就业与消费！”义乌市星奥望眼镜厂负责人盛秀其如是说。
然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模范生”，“2019年，义乌市650多家规上工业公司实现亩均税收12万元，远低于全省规上企业亩均税收30万元”的现实，足以令义乌主政者倍感压力了。
据官方统计，义乌市70%以上工业用地有出租现象，约有6000余亩变更用途或闲置。
从新增工业用地到老旧工业区，对低效工业用地的清理整治行动，成为当地破解土地不足瓶颈制约的突破口。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义乌市明确工业用地出让的产业准入、亩均税收、亩均产出、容积率、建筑密度、能耗标准、环境标准等约束性指标，给众多宗地企业戴上“紧箍圈”。
2018年5月，由“国土、规划、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地税、国税、安监、消防、环保等职能部门要结合自己职能……研究制定针对低效用地企业开竣工违约、更改房子用途、违章建筑、无证无照、税收评估、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工作措施，增加执法检查频次和抽查比例”等内容，被写入义乌市《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实施建议（试行）》中。
客观来说，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小企业，没办法保证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始终占据优势。近三年来，荷叶塘园区宗地交易频次加快，说明土地资源市场化更新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白准确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得到强调。
今年5月23日，习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义乌是一座在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如今的成就源于市场、兴于市场，未来的发展更应该相信市场。如何进一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完善市场机制，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当前义乌市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的必答题。
同时，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水平。透过这个有机更新案例，显而易见其中所蕴含的辩证关系：政府决策越是依法行政、民主透明，工作就越好推进，群众就越拥护，企业也更有信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