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重回延安，1947年春，我再离开延安，六年时光，形势 发展，国家变化很大，延安经历不少事情，变化更大。实践让我受到教 育，似乎变得成熟一些。
大的方面，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共产 国际解散，国共两党磨擦加剧，新的内战难以遏制。业务方面，如军事通 信建设、延安广播电台成立。
社会生活方面如，军民大生产、民主建设。 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教益甚多，影响深远。就个人来说，这几年从单身 到结婚，当上了父亲，跨越了人生的新阶段。因为事情较多，时间交错， 分别叙述，也许清楚一些。
从西安回延安，像回到自己的家，感觉很亲切。我先被分配到枣园 后沟会部的电台工作，大家习惯性地称作“党台”。主要联络国民 党统治区的组织，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有的是隐蔽在敌人内部的情 报战士，环境恶劣，设备也差，无线电通信很难。台长荆振昌是红军 干部，十几个报务员，都能克服困难，积极完成任务。
不久，我们组成一部电台，从枣园后沟搬到附近的莫家湾村，这里靠近大路，较为开阔，电 台功率大，配备了汽油发电机。台长麻福方是老红军，后来换为邓国军也 是老红军，报务员除我之外，还有林泽敏(女),徐珠(广东人)。
枣园 机关托儿所也在莫家湾，与我们互为邻居。那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饭 菜用的油少，吃着不香，电台的汽油发电机没有润滑油，便用猪油代替， 我们有时嘴巴馋了，到机房偷偷抹点猪油吃，也觉开心。
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延安的通信任务日 益增加，军委直属电台从几部扩充到十 几部，仍然不敷需要。我们没自己的 营房，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子， 一个村 庄摆两部电台，互相干扰，只能隔开距 离，每村一部，延安西郊的杏子川，沿 河几十里路，几乎各个村庄都设了一部 电台，每个电台一个分队，从一分队排 到二十几分队。
各个分队皆是独立单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业务人员、保 障人员，缺一不可，通常十几个人。遇 到刮风下雨，山洪暴发，通信员没法徒 步送电报，负责译电的机要局住在城里，我们就用电话与译电员口传电报，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每部电台配一 个小闹钟，如果停摆或走时不准，个人没有手表，就习惯性地打电话问王 诤局长：“王头，几点钟了?”
王局长不怕麻烦，耐心告诉时间，报务员赶 快校正闹钟。形势快速地发展，这种工作方式显然难以适应。
电台不是一般商品，买卖受到严格管制，所以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党 中央都努力自己制造电台，保障必要的通信联络，成为优良传统。
延安年 代，军委三局的材料厂集中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规模扩大，又利用统一战 线的大环境，通过多种关系，从地区购进一些自己无法制造的元器件与电子管，不但成批生产普通电台，供应党政军各部门、各地区，而且 也能研究制造一些功率较大、性能较好的收发信设备。
延安地区没有市 电，等点蜡烛或煤油灯照明办公，我们是基层单位，晚间 值班，宿舍照明，找不到蜡烛，也没有煤油灯，就用个破碗，放些菜油或 杂油，搓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第二天早晨鼻孔里尽是黑灰。
经过努力，军委三局搞到了几台汽油发电机。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 长和几位技术干部研究后，决定在裴庄设立集中台，把十几部电台的收信 机集中一起，架了几付天线，叫收信台。
又在阎店子村口盖了一座房子， 里面摆放功率不同的多部发信机，利用周边空地架设发射天线，叫发信 台。两台之间架设几排电线，叫遥控线。
报务员在收信台值班，通过遥控 线操纵发信台的机器拍发信号，通信联络情况大为改善。
为了适应形势， 集中台内部分工，军委三局还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台，抄收各地的新闻信 息，也用明码向国内外发送延安的新闻电稿。局领导亲自动手，与战士们 一起抬电杆，拉电线，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完成任务。
集中台正式成立，改变了旧的工作方法，迎来了新的局面，后来统称为 通信总台。
不久，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军委三局与新华社等共同 努力，王诤、王子纲、李强、汪名震等亲自动手，利用500瓦发信机，又在 好坪沟村建成了“延安广播电台”,呼号为 “XNCR” 。
X 是国际电联规定的 中国广播电台的第一代码，NCR是 “NEWCHINARADIO”,新中国无线电台 的简称。
延安第一次用口语对外宣传报道，各地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进一 步扩大了中国的社会影响。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党中央格外的重视， 群众非常兴奋，、、李克农等领导曾专程到广播电台参观，并 与王诤局长在电台的窑洞门前合影留念。
根据当时情况，延安广播电台编为 军委三局所属电台的第九分队，台长付英豪是工程技术人员，政委周皖白是 老红军。除了播音员选调、新闻内容等事项由党中央宣传部门与新华社主管 外，其他工作均归军委三局直接领导。我们与工作人员熟识，去看看玩玩也 没什么限制。
裴庄集中台开始有了电灯，离我们住宿的窑洞距离很近，也沾 光用上了电灯，这在延安地区可是第一家，给同志们带来喜悦。枣园离裴庄 五六里路，我们点电灯，毛主席等还点油灯，王诤局长非常热心， 又利用条件，帮助枣园机关也装上了电灯。
因为事业发展，影响扩大，集体活动增多，军委三局自己动手，在阎 店子村后沟修建了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局机关有位同志李荫仓曾 在大学读过建筑专业，外号“马克思”,他负责设计，指导施工，其他部 门有的找材料，有的挖土方，有的学木工，材料厂也发挥作用，化了半年 多时间，礼堂顺利建成。此后，开大会、听报告、演节目、搞比赛等活 动，不怕刮风下雨，皆有固定场所。
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从地区 回延安，经常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避开军警盘查，在汽车上悄悄 带些电信器材送到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乘机会请他们给同志们讲话，他们 就在礼堂给我们作报告。看到这种成果，大家更觉得延安精神光彩照人。
1941年初春，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及李冰、李伦等从广西桂林撤回延安，李宁、李治、李力等前往看望，全家人第一次欢聚合影
1941年夏初，会部在枣园的电台合并到军委三局集中台，人员 也聚集裴庄开始新的生活。过去电台分散，浪费很多人力，效能低下，报 务员们虽是同学，互相认识，却无法见面，现在大家住在一起，人多热 闹，生活互帮互助，学习也有进步，条件改善许多，成天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郭芃比我先到集中台，她是领班职务，我是报务员，工作中一 度受她指导。
日子过了不久，领导又派我到通信学校学习。学校位于川口镇，不但 培养报务人员，还适应形式发展，准备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校名改为“电 讯工程专门学校”。校舍不足，便在川口镇的河对岸挖了一片窑洞，修建 了食堂与试验室，校容焕然一新。
全校日常工作由教务长程明陛主持，刘 洪涛任政治委员。我先到二队学习，培养目标是工程技术人员，也叫机务 人员，学员全是高中文化程度。我只读过初中，除了英语凑合外，数学、 物理、化学等感到生疏，自己也不感兴趣。领导发觉后，便把我从二队调 到教务处当教员，继续老本行教收发电报。
教务处长孟贵民是知识分子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邮电学院院 长，为人挺好。教员有十几位，除我与一位老红军外，多是大专水平。教 员们每人一孔窑洞，挨得很近，早晚碰面，团结合作，和谐友好。
陕北老 百姓住的窑洞通常有个大炕，全家人皆在炕上休息，炕的一头是灶，另一 头连接烟筒，烧火做饭时烟火流通，就把土炕也烧暖和了，冬暖夏凉，设 计挺好。
我们没这个条件，既没有炕，也烧不起，睡的是用木板与树 丫、木棍支架的床，冬天取暖在地面挖个坑，里面烧木炭。因此，每年入 冬之前，我们都要带上斧头、锯子到深山里去砍伐树木，背回来粗大的烧 木炭，零星树枝留给伙房当柴草。
由于年年伐树，附近的树木砍光了，就 越走越远，扛着几十甚至上百斤的木头，来回一次几十里，早出晚归，一 路说说笑笑，流汗不少，习以为常，也不觉苦。
其实，延安地区油气、煤 炭资源不缺，延长县有些地面漂浮着油花，人们明白地下有油，但没有开 采的技术与设备，使用不上。由于大片开荒种地，供应军民粮食，连年砍 树挖草，给自然环境造成不少破坏。
不久，学校办了一个抗属班，全是女学员，有些是红军领导干部的家 属，有的本人就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因为文化程度低，希望 学点技术好做工作。
课堂在一个山坡上，每次上课爬上爬下，花费不少时间。她们年纪比我大，见面叫我“小教员”,课堂教学时都很认真，下课 了她们把我当小朋友逗着玩，我也喜欢玩，一路打打闹闹都觉开心，有时 她们还给我点东西吃。
战局发展证实了的英明判断，抗战初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 关大捷，军队也在台儿庄大胜。后来八路战敌后，夜袭阳明堡 炸毁日军十多架飞机，中国人高兴，日本人震惊。随之，八路军在敌人后 方更加活跃，破铁路，炸碉堡，拔据点，杀敌人，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 据地，声势慢慢的变大。虽然敌后游击战也有不少困难，但是战士们高唱：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 造， ……”斗志昂扬，信心十足。
日本帝国主义兵力不足，局势被动，便 将有些被俘或投降的军队编成伪军，充当帮凶。八路军做瓦解工 作，又使不少伪军起义，回归抗日阵线。
日本侵略者为便于统治，在占 领区建立伪政权，八路军就组织群众与之对抗，或者把它变为“两面政 权”,表面为敌人做事，实际为我军服务，弄得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
1940年以后，敌后战场越发活跃，效果显赫，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松正面 战场的进攻，集聚兵力巩固后方，在敌占区开展大扫荡。日本鬼子实行 “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一度给根据地的群众造成巨大伤害。 但在中国领导下，抗日军民群策群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不但一次次粉碎敌人扫荡，而且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壮大。
通过亲身体会，我们懂得，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一直有两个战场，共产 党领导的战场与领导的战场，两者的指导思想、战略战术、管理方 法、作战效果鲜明不同。我们坚信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已经 成为抵抗日军的主要力量，形势慢慢的变好，日益巩固，逐步扩大，一定会 迎来更大的胜利。
蒋介石主持的政府消极抗日，积极，打着抗日旗号，调派 各地杂牌军队抵挡日军侵略，让他们两败俱伤，自己保存实力，从中得 利。
抗战开始不久，我在安徽芜湖中山路，亲眼看到从远处调来参战的四川军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躺在马路边上休息，没人关心，他们的武 器装备很差，特殊的是每人有两杆枪，肩上一支步枪，腰间插一支烟枪， 躺在马路边上就掏出烟枪吸。这种状态，怎能抵挡凶恶残暴的日本侵 略军?老百姓看到这样的情况非常担忧。
抗战过程中，起初政府按照 规定还给八路军一些经费物资补助，我门在抗大学习每人发套制服，每月 一元津贴，虽然很少，大家聚到小饭馆吃顿肉食也不错。后来撕毁 协定，坚持，不但停止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补助，还实行严密封锁， 禁止物资进入边区，想把困死。
政府封锁给我们造成不少困难，加重了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个 别农村妇女不了解情况，因生活困难，甚至引起对与毛主席的不 满。与党中央冷静分析形势，陕甘宁边区共计十几个县，一百多万 人口，而且土地贫瘠，物产不多，老百姓生活很难，而我们驻在这里 吃公粮的大约十多万人，主要是机关院校，老百姓负担过重，应该研究新 的办法，既要粉碎敌人封锁保障供给，并且要减轻人民负担，于是决定 延安地区带头，接着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发动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为首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相关的规定的生产任 务。一时间热气腾腾，大家上山开荒种地，由于缺水，只能种小米、高 粱、荞麦，少许平地种些麦子，解决吃饭问题。
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到南 泥湾地区开荒生产，成就显赫，使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除了上 山开荒，大家又在门前挖地种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等种类不少，不 但供应夏天，还挖地窖做好菜蔬的冬藏。
为了解决穿衣问题，我们又种棉 花，收获后，学会纺线，每人一架纺线车，完成相关的规定的任务。连周恩来、 夫妇在重庆做统一战线工作，回到延安，也学习开荒种地，手摇车 子纺线。大家线纺好了，组织简单的手工织布，又使边区军民穿衣有了着 落。
359旅在南泥湾大批养羊，学会用羊毛纺成绒线，因数量有限，少数 干部还穿上了呢料军装。除了单位组织的养猪、养鸡外，小单位与个人也在门前养鸡养兔，改善生活。
有的同志兴趣很高，自己找个旧枪或做个小 炸药包，去山沟里打野鸡，炸狼，炸狐狸，打到了野鸡大家吃，狼皮做褥 子，狐皮做衣服或围脖。这些事，我也去干过，虽没收获，也是锻炼，照 样开心。
经过生产运动，打破了政府封锁带来的许多困难，改善了 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使延安的各项经济建设与文化活动朝气洋溢，团结 更加紧密。由于大生产搞得好，我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比统治区与日 伪占领区还好一些。
延安市举办过一次生产成果展览会，各单位都送东西 去参加展览，同志参观后感到高兴，满脸笑容，我们跑几十里路 去参观，见到展品中有自己的生产成果也觉光彩。
中国领导边区军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延安越来越引起国内外 进步人士的关注。顽固不化，想方设法限共溶共。领导中国 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影响扩大，越发引起国内外的同情与支持。不少民主人士与外国朋友到延安参观访问，反映良好。
重庆开国 民参政会，中国与各派都有代表参加，其实就是玩弄手段， 欺骗舆论。中国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提倡“三三制”, 员在政府部门的成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员占三分之二。
李鼎 铭先生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不是员，针对当时情况，他提出各部 门要“精兵简政”,立即得到的高度赞同，撰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的政策》一文，认真组织实施，迅速取得效果。
延安的社会民主日趋活 跃，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人们心情舒畅。农村中选举干部，许多农民不 识字，便将各候选人情况介绍之后，请他(她)们坐成一排，每人背后放 个空碗，按要选的人数发给群众几个豆子代替选票，投到希望当选人的碗 里，最后确定谁被选中。
社会风尚提倡发展生产，劳动致富，农业战线出 了劳动英雄吴满有，工业战线出了劳动英雄赵占魁，宣传报道，广为人 知。各级干部则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待遇不 高，级差很小。
有一次，我们集中台人员围在地上吃午饭，饭菜与平常一 样，王诤局长等和大家一起，临时端个酒碗为辛勤工作的炊事员刘老汉祝 贺五十大寿，酒碗只有一个，我们就轮流端碗去敬，刘老汉红光满面，十 分高兴，仪式简单，气氛亲切。仅此一次，从来就没为领导干部举办过祝寿活动。
